富豪成为新符号是中国经济新悲哀

富豪成为新符号是中国经济新悲哀

信息披露渠道的多元与及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与财富变迁生态立体化的日渐发展趋势，也使得信息隐瞒难度越来越大。　　诚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被誉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在诸多重要经济指标方面，中国不仅把所有欧洲老牌工业强国抛在脑后，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态势也正发生根本性逆转；或许不到十年，中国就将超越美国登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宝座。　　不过，中国经济取得的诸多炫目成就并不能掩盖我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怪相。假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提供的信息比较准确，则人均GDP只有4500美元的中国目前拥有的亿万美元富豪已达648个，位居全球第五；至于百万美元级的富豪繁殖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9年这一数据还只有85万，2010年已达129.3万，去年的增幅高达15%。难怪《福布斯》杂志针对中国亿万富豪的爆炸式增长有点不解地感叹：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这样的跳跃！　　富豪成中国经济新符号　　笔者相信波士顿咨询胡编乱造中国富豪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一个非常强调声誉的市场环境中，如果市场最终证明市场主体发布虚假报告，则其将很难获得持续信任，终将淘汰。因此，即便波士顿提供的信息不完全，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且中国人一向还有不愿露富的传统，这样推断，中国真实的亿万富豪数量可能比业已披露的还要多。　　财富增长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是真实经济世界里的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依然保持着这一位置。相应地，中国以私营企业家为代表的亿万富豪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也应是一种正常现象，只是笔者没有想到快得实在离谱，实在非理性。　　众所周知，以新兴加转轨为重要特征的当下中国，富豪赖以发家的手段就那么几种。我们当然应该对主要依靠自身经营能力与精准把握市场机会的企业家表示敬意，当然应该对那些初具国际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且能够在发达国家赚取利润的民营企业家表示尊重；但对那些主要依靠国内体制与政策漏洞并经由低成本俘获政府与政策资源谋取巨额财富的现象，理应表示强烈的质疑！事实上，前几年出现的所谓财富榜“见光死”现象，本应是正本清源梳理富豪发家路径的最好切入点，只是这几年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国家在这方面似乎成效不显著。　　当富豪成为中国经济新符号时，显然不是中国经济的喜人景象，而是中国经济的新悲哀。　　中国必须追求共同富裕　　人均GDP只有4500美元的中国，其私人财富在过去三年里的非理性暴涨，不仅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效应严重失衡，同时亦凸显基于既有经济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公。　　尽管有专家认为，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但国家正在启动且备受百姓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28上升到危险的0.50，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因此，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财富积累能够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中国经济“超日赶美”才具有实质性飞跃。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长达20年中，日本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修复的动力。而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十万亿美元。但部分领域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正是由于担忧日渐扩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使中国跌入南美国家深陷的“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最高决策层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格外重视治理经济领域里的突出问题。不过，最高决策层也知道，今日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难题，非见招拆招式的简单疗法所能奏效，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能否成功越过这个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真正让权力与资源配置在阳光下运行，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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