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影响经济判断

所以，这些日子见到一些分析师和他们的报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而除了这拨人之外，还有两种人也比较忙。一种是所谓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跟决策层比较靠近的人，有不少是各大机构的座上宾。这些机构总想从他们那里提前得知一些政策动向；另外还有一些媒体“红人”，包括那些“独立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语，也会受到关注。

在一个多因素交织的经济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表示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博弈目标和手法。因此，反映和了解不同利益主体的想法是很重要的。这既是多边博弈状况的反映，也是了解市场波动和机会的一个窗口。但是，仔细分析现在的各种声音，颇感失望。一些分析报告，专家看法和“名人”言词，并非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多半都是噪音。

比如，有统计显示，超过60%的投资策略报告，都犯了“测不准”的毛病，有少数分析人士的预测还很离谱，而一般掷币对赌的概率还有50%的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分析师们的理论错了？还是模型错了？都不是，而是思维方法有问题，是“削足适履”的思维方式和对中国经济的历史与现实缺乏更深一层的了解，才会犯出来的错误。

何以见得？一个简单的证据是，做行业研究的比做宏观策略研究的要准确一些。为什么？是这些人更聪明？非也。因为在中国，行业政策的行政影响力很强，并有一定时间长度。只要把握一个时段的行业政策与行业趋势，就容易说准一些。而宏观政策则不然，它要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突然转向。在这种情况下，用几个过时的因素来预测市场，多半要“失准”。

而相对来说，那些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学者”，由于他们身份特殊，所以对于政策趋势的“预判”往往比较准确。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身份与“准确”性，才使他们成了不少大机构的“座上宾”。不过，如果用回归法来检测这些专家的言论，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判断是有“保鲜期”的，也就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之间保持有一定的时间距离。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论大部分是围绕相应的政策措施所做的预判和解读。其中，有的分析或看法，出现在相应的政策措施出台之前，属于前期研究成果；有些看法或判断，则是对相应政策措施的细化和深化。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政策解读性的，虽然管用，但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机制，意义不大。

除此之外，主要产生市场噪音的是那些媒体“红人”。其中包括“雷人”的媒体“名人”和“独立经济学家”。这些人的言语占了很多版面，看上去很热闹。但只要择其一、二，就可以发现有许多荒诞与无奈之处。说其无奈，是因为这些人的言论很“生猛”，总是跟炒作有关；说其荒诞，是因为其中有些说法，看不到证据，信口开河，甚至有常识性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近日，有“名人”在电视上声称，统计局数据是假的，对统计局数据表示强烈质疑。公众对统计局数据表示质疑，这无可厚非。因为公众有权要求统计部门对相关数据作出解释。但是铁口直断，统计局造假，问题就严重了。按《统计法》，造假是触法行为。如果有证据证明造假，就要用法律武器来维护统计数据的严肃性，如果没有证据，随便说说，这又算什么呢？

围绕投资市场，粗略列出以上三类经济言论。发现，在热闹之余，缺少的是对第一手材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缺少的是务实态度和科学冷静的分析。这种经济信息处理与传播环境，与当前中国经济的总量与市场规模极不相称，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倡导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回归源头做研究、做预测，给社会公众投资人一个冷静、客观的经济信息环境，非常重要。

这里，也拿镜子照照自己。在今年1月4日第一个工作日，笔者在本报头版发表了《把握历史新起点上的结构性机会》一文，按照凭事实说话的原则，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部四大机遇的看法，并据此推断今年的结构性行情走势。如此判断，经历了一年的检验。这个漫长过程，也让笔者深深感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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